军统特务中弹身死,我党为其召开追悼会,4

年春天开始，我军在西北战场已经由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国共双方攻守易势。2月下旬，我军在瓦子街全歼了增援宜川被困之敌的胡宗南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自杀身亡，取得了保卫延安的决定性胜利，从而迫使胡宗南放弃延安，溃退南下。

4月25日，最后撤出延安的国民党军第17师从陕西洛川逃至白水县石头村时，一位“国民党军官”从吉普车上下来，命令后卫部队轻装前进，突然遭到己方战机误扫射，倒在血泊之中。胡宗南部队当天草草地为他开了个追悼会，又匆忙向南逃窜。

不久之后，黄龙地委和洛川军分区奉命为这位“国民党军官”召开了有十万军民参加的盛大追悼大会，并将他的遗体安葬在了洛川城外。

这位军官是谁？为什么国共双方都为其召开追悼会？他就是我党打入胡宗南宪兵司令部的地下党员——隐秘而伟大的无名英雄毛培春。

毛培春，年2月出生于盱眙县盱眙镇宣化街上的一户小市民家庭，父亲是县政府一个小职员。由于工作性质特殊，毛培春又名孟西山，亦曾化名孔宪章。他在家排行老二，哥哥叫毛培鑫，妹妹叫毛培英。父亲长年忙于公务，很少照顾家庭，其母在生下妹妹后不久就去世了，兄妹三人从小就跟着外祖父生活，并在外祖父办的学堂里读私塾。

年，毛培春考进盱眙县山上高等小学读书。在学校里，毛培春积极接受进步思想，阅读进步刊物，当时盱眙县各个学校正在我党的领导下开展教师罢教、学生罢课运动，并且要求驱逐贪得无厌的国民党盱眙县教育局局长徐则骏、政客杨梦九，撤换山上高小校长华开浩，毛培春当时虽然只有13岁，却积极参与，散发革命传单，传递进步刊物。

年4月，我党盱胎县委书记李桂五领导发动了盱眙西高庙农民暴动，这次暴动虽然在坚持四个月后就被当局镇压，但却对毛培春后来投身革命影响很大。年，毛培春从盱眙县山上高等小学毕业，他迫于生计，没有继续深造，而是经人介绍医院当学徒。

年，成年后的毛培春考入国民党军政部医务署，分配在南医院当看护。

中央模范监狱是国民党当局设在南京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集中营。当时正值日寇对华北侵略愈演愈烈，我党于当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迅速在全国掀起了抗日运动的高潮。

国家仇、民族恨，进一步激发了毛培春的爱国热情。他打心底里的抗日主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利用自己的身为医护人员的便利，力所能及的照顾被关押的进步人士。

西安事变以后，老蒋被迫接受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的抗日主张，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南京模范监狱被释放的有陈伯林、王凡等同志，未被释放的同志则继续在狱中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坚决的斗争。

当时，毛培春一方面帮助狱中的同志向进步刊物寄发要求释放的呼吁书，以唤起社会舆论的支持；另一方面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请求组织营救。在他的多方努力下，剩下未被释放的统治也顺利被解救。

年春，毛培春被调到国民党军医院，继续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年11月，由于浙江的形势岌岌可危，毛培春在地下党员陈伯林的介绍下，医院，奔赴延安。

年春，毛培春到达延安，被安排到陕北公学学习。同年4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工作需要，党中央决定在延安七里铺设立保卫人员训练班。同年6月，经陈伯林推荐，毛培春成为训练班第一期学员。由于他学习刻苦，生活俭朴，举止文雅，办事果断，给师生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年初夏的一天，在延安七里铺一间简陋的窑洞里，毛培春坐在一张简易的木桌前，聆听着陕甘宁政府保安处领导的指示：从今天起，你就化名孔宪章，身份是一名进步青年，任务是到山西，打入阎锡山的晋绥军内部，长期埋伏，争取打入核心，掌握敌人情报。

毛培春听到这里，立即站了起来，“啪”的行了一个军礼，响亮地回答：“是，首长，坚决完成任务。”随后，毛培春便化名孔宪章来到了山西。

西安事变以后，阎锡山迫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战的舆论压力，被迫与我党建立了统战关系。为了壮大势力，他拼命网罗各地的有志青年，收入麾下。

毛培春趁机毛遂自荐，阎锡山部下见他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简单地问了一些基本情况，特别是了解到他是一个普通的进步青年学生，便把他收留了下来，分配到绥德专员公署何绍南部工作。

毛培春到了那里，办事稳妥，积极肯干，对何绍南交办的事情，都办得干净利索，何绍南非常满意，觉得毛培春是个人才，相当器重，接待客人时常把他带在身边，一些重要的机密工作也常交给他去做。这为他能在敌人中间周旋，掌握敌人情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年秋，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科科长李启明到绥德公干，毛培春便通过我地下党组织秘密地向保安处汇报了何绍南部的相关情况，介绍了阁锡山勾结日寇伺机反共的军事动向。鉴于当时老蒋正在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党和阎锡山关系的恶化，李启明通知毛培春离开阎锡山部，并通过关系被介绍到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去。

年初，毛培春按照党组织要求，又化名孟西，投靠国民党参议员余正东。

余正东是湖北大冶人，是派驻胡宗南军中的军统头子张青的姐夫，同时也担任着国民政府陕西第三行政督察专员，行署驻地正是洛川。

余振东在此之前去绥德与何绍南策划阎锡山反共时就曾认识毛培春，并对毛培春的为人和才干十分欣赏。为了隐晦自己的意图，毛培春投奔余正东后，没有立即到余的专员公署去做事，而是先到他家做家庭教师，辅导小孩功课。

直到半年后，取得了余正东信任，毛培春才在他的介绍下，到军统局开办的“兰州训练班”学习。一个月后，毛培春了解到这个“兰州训练班”是为军统特务社培养户籍警察的，和自己肩负的秘密任务没什么直接联系，于是就以未被“兰州训练班”录取为借口又回到洛川。实际上毛培春能够以优异成绩从我党的“延安训练班”毕业，又怎么可能通不过“兰州训练班”的招录考试呢。

余正东听说“兰州训练班”没有录取他介绍的人，非常恼火，转而把毛培春介绍给自己的小舅子张青。

张青是军统特务，见是姐夫推荐来的人，便把毛培春安排到胡宗南的西安宪兵司令部特高组任少校参谋，同时加入了“军统局西安特侦站延安内线组”。该组专门负责搜集延安的军政情报，这为毛培春全面了解敌情、经常出入延安提供了方便。

洛川县、耀县两地离陕甘宁边区只有几里地，是胡宗南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封锁我边区的前沿阵地。这里在抗战时各方势力交汇，特务派系林立，什么军统、中统、日本人鱼龙混杂，斗争极端复杂，哪怕是同阵营的特务机构，也互相穿小鞋，使绊子。

国民党当局为了调和矛盾，于年成立了以余正东为首的“特联汇取站”，定期集中开通气会，分享情报，研究对付延安的策略。由于毛培春总是按我党要求，经常提供一些过时的或无关紧要的延安方面情况，得到余正东和张青的青睐，逐步成为左右“特联汇报处”的重要人物。

年秋天，毛培春以搞情报为名去延安，向边区保安处汇报了敌情，边区领导对毛培春的工作很满意。为了加强敌特工作，领导决定派马应海作为毛培春的交通员，协助其工作。马应海是陕北人，很小就参加了红军，是八路军旅的侦查连连长，在边区保安处受过训练，懂得隐蔽战线的规矩。

他党性强，记性好，擅长走山路。马应海的父亲是打入地方土匪杂牌军的地下党员，在一次内讧中被土匪打死，故而当地人都认为八路军与他有杀父之仇，这正是派马应海打入敌人内部的先决条件。因此，毛培春推荐马应海作为自己助手的建议，很快就被敌人接受，并吸纳马应海为军统特务。

毛培春为了能进一步得到敌人的信任和重用，有时将部分机密材料和失去时效性的情报经过组织审核后，提供一点给余正东和张青。

当时由于我党在反奸防谍方便做得很出色，军统极少能够得知我党的内部情报。故而毛培春提供的过期情报也是非常宝贵的，乃至于胡宗南看过以后也欣喜若狂，直夸毛培春干事得力，不断给他嘉奖晋升。从此，毛培春又成为“西安宪兵司令部”内有影响、有声望，冉冉升起的少壮派人物。

军统驻洛川的特务组组长兴帮才知道毛培春手眼通天，能搞到延安的重要情报，故而对他多加拉拢。这正中毛培春下怀，他也想找机会接近兴帮才获取情报，各怀目的的二人一拍即合，迅速熟稔起来。

年春，毛培春带马应海去见兴帮才。毛培春指着马应海介绍说“这就是我经常常给你提起的马应海，是我的人，以后请多多关照。”

兴帮才说：“你的情报经常有，而我的人都是饭桶，以后叫老马也给咱带点材料，我不会亏待他的。”

后来毛培春按领导意图也给兴帮才提供一点“延安重要情报”，以取得兴的信任。在日常的交往中，兴帮才无意中向毛培春透露了隐藏在延安华丰皮革厂的十几个特务名单，这对于延安的反奸防谍工作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对敌斗争的深入，军统内部对延安内线组成员特别是对毛培春和马应海也产生了怀疑。

起因是年秋天，由于隐藏在延安兴华皮革厂的十几个特务被我党肃清，加之几次重要情报的失误，军统内部出于特务的本能，对毛培春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毛培春作为国民党的军官，不贪钱，不好色，无不良嗜好，怎么看都不像是他们的人。

党组织掌握此情报后，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为了掩护毛培春，通过我党地下组织在耀县的关系结识了一位张姓社会贤达，要求毛培春和他的女儿张淑琴结婚。婚礼举行时，为了扩大影响，消除军统的怀疑，毛培春特地请余正东当主婚人，并邀请在洛川的国民党大小官员和社会名流参加。

虽然毛培春通过联姻使兴帮才不敢正面调查，但由于好不容易打入到延安的特务小组被一锅端，他们对毛培春的怀疑一直没有消除。

年冬天，兴帮才想出一个歪主意，想通过调查毛培春介绍进来的马应海，来证明毛培春是不是共党。于是，便派一名姓马的特务以马应海堂弟的身份到延安了解马应海的情况。马姓特务在七里铺住了半个多月才打听到马应海家的地址，便摸到了马应海的家，说他是马应海的堂弟，也是地下党，是来找马应海的。

马应海的妻子见来人没有按约定的暗号联络，也不认识这个人，感到十分可疑，便以马应海不在家、让他过几天再来为由没有让他进门。

马应海的妻子也是地下党，立即向党组织汇报了这一异常情况。正在这时，毛培春以我地下党员特有的敏感，发现兴帮才的亲信马姓特务去向不明，怀疑被派去延安调查马应海的情况，便果断决定派马应海连夜赶回延安，务必将马姓特务就地处决。

第二天晚上，马应海赶到了家，在边区保安处的配合下，处决了这一特务。我党为了迷惑敌人，特意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登载了一条消息，专门透露由于该马姓特务向我方提供了国民党派遣到延安的部分特务名单而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弄得兴帮才心中窝火，不但没有任何收获，反而失去一员干将，受到军统上级的严厉批评。

经过此事，毛培春深感留兴帮才在身边迟早是隐患，便有意与兴帮才制造矛盾摩擦，二人的针锋相对弄得他们的上级张青非常恼火。一番权衡，将兴帮才调去新疆，形同发配，毛培春则被调到耀县，由此可见，毛在张青心里，毛培春的重要性已远远超过了兴帮才。

抗战胜利后，余正东高升到西安。没有了姐夫的帮衬，洛川和耀县的情报，张青只能依靠能力突出的毛培春来完成，这为毛培春顺利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年初，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被我军粉碎之后，被迫施行“哑铃战术”，即在军事上对山东和陕甘宁两个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同年3月，胡宗南集中了34个旅23万人在进攻延安的同时，又要求军统派出多名特务配合其军事行动，“延安内线组”也随军进入延安。

张青接到行动命令后，知道此去延安无异于是入龙潭虎穴，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便让毛培春代他去执行此任务。

他对毛培春说：“胡长官集中20万大军进攻延安，势在必得，我就不用去了，由你当我的全权代表随军。这几份材料是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路线和装备情况，另外还有我们的潜伏人员名单。你对外以长官部参谋的身份行事，实际上是作为延安内线组组长随军行动，进驻延安，搜集情报。”

这正中毛培春下怀，他毫不犹豫接受了张青交给的任务，当场表示：“请长官放心，我决不辜负组座的信任和栽培。”

毛培春和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同车抵达洛川后，立即将这一情报交给马应海，要其火速送给组织，以备党组织在军事决策中作为参考。

年3月13日，胡宗南进犯延安，在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党中央于19日上午主动撤出延安，在陕北实施运动站，伺机歼灭敌人。

毛培春进驻延安后，一边积极做好情报收集工作，一边与地下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为中央转战陕北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得益于此，我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瓦子街等重要战役中，打得胡宗南部队晕头转向，进退两难。当年秋天，胡宗南乘飞机由延安溜回西安，把陕西的烂摊子留给了刘戡。

年初春，西北野战军在宜川歼灭胡宗南部3万余人，这彻底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继宜川大捷之后，西北野战军乘势而上，于4月12日连续发动西府、陇东战役，截断西兰公路，并于4月22日重新收复延安。

年4月中旬，在收复延安前夕，毛培春请示党中央，要求乘机脱离胡宗南部，回归党组织。出于情报工作的考量，周总理亲自指示：“随敌溃退，继续坚持工作。”

毛培春二话没说，服从党中央决定，带着周总理的嘱托，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延安，随胡宗南第十七师溃退南下。4月23日，毛培春途经洛川时，为了消除敌人的猜疑，长期留在胡宗南部潜伏，便把爱人和两个孩子都带上了车，继续向铜川方向行进。25日下午2时，国民党西安绥署派飞机给胡宗南部传达命令：“第十七师渡过洛河，经白水县向蒲城方向前进。”

第十七师在抢渡洛河时，突然西北方向响起了一片枪声，西北野战军三纵占领了洛河对岸的制高点，封锁了公路、渡口，敌人顿时乱成一团，失去了指挥。这时，毛培春为了支持我军阻击，进一步搅乱敌人阵脚，毅然走出车门，命令后卫部队丢下重型武器，轻装逃命。

当部队逃至白水县石头村时，突遭敌机扫射，毛培春不幸中弹。他一边捂着胸口，一边要求敌军赶快逃命，顿时阵型大乱，快速溃败，为我军消灭胡宗南部队提供了有利战机。而毛培春则在胜利前夕，永远地倒在了他奋斗十多年的关中大地，年仅31岁。

毛培春牺牲当天，胡宗南部队便简单为其开了个追悼会，又继续向白水方向逃窜。次日，我党黄龙地委根据中央指示，找到了毛培春的遗体，并于年8月将其安葬在洛川南门外。

年10月5日，黄龙地委、洛川军分区奉命在洛川大操场重新召开了10万军民参加的“追悼毛培春同志大会”，祭奠英灵，安慰忠魂。

年，国家民政部追认毛培春为革命烈士，并派毛培春当年的交通员马应海到江苏省盱眙县寻找毛培春的亲属，向当地政府说明了毛培春是我党派入敌人心脏11年、为保卫延安立下赫赫战功的革命英雄。

盱眙县根据上级指示，对毛培春的亲属给予平反，将“军统特务家属”重新认定为“革命烈士家属”，并且将毛培春从小生长的居委会命名为“培春居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