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征结束到抗战胜利,这10年时间,萧劲光先后担任陕甘省委军事部长、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和留守兵团司令员,一直在延安工作,一直在主席身边工作。这期间,主席的言传身教,萧劲光感觉终生受用。直到晚年,他还对延安10年念念不忘,认为是主席的亲切教诲,让他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对“以后的军事生涯以及建国以后海军建设中,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奉命寻找洛川会议开会地点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前夕,年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召开扩大会,研究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问题。这次会议的地点,就是萧劲光负责寻找并选定的。
大概在8月20日前后,主席找到时任军委参谋长的萧劲光,说要在洛川附近秘密召开一次重要会议,要他马上去打前站,选个安全的会议地点。接受任务后,萧劲光与杨立三(军委兵站部长)立即出发。会议地点之所以要选在洛川附近,主要是离红军驻地较近,便于前方将领参加会议。
萧劲光等人相中了距洛川几公里处的冯家村。整个村子只有50多户人家,多人,但在当地已经是比较大的村庄了。当时,陕北地区非常贫困,冯家村也不例外,整个村子没有几间像样的房子。萧劲光和杨立三选来选去,只有一间私塾教室可做会议室,便与私塾先生商量,让学生放了几天假。参加会议的20多位领导则分散住在老百姓家中。
老百姓的房子全都破烂不堪,大家也只好将就着住。博古入住后,嫌居住的房子太差,要与萧劲光换房子。可到萧劲光的住处一看,房子条件更差,也就算了。
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洛川会议,就是在这样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召开的。所以说,会议重不重要,关键在会议内容,而不是会场条件。现今,很多极富排场的“重要会议”,其实一点也不重要。
(二)简陋的会场透射出历史的光芒
在这次会议上,就红军改编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发生了比较大的争论。这场争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一在作战方针上,是游击战还是正规战;二在根据地建设上,即八路军要不要建立自己的抗日根据地。萧劲光亲历了这场争论。
在作战方针上,主席在分析敌我力量对比及抗日战争形势后,认为抗日战争必将是持久战,提出红军在抗日战场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因为红军的力量非常弱小,经不起大规模战斗的消耗。而多数与会者反对这一方针,认为要扩大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就应当集中兵力多打仗、打大仗,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和阵地战。
在根据地建设上,主席主张红军改编后,应开向敌后,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持久抗战。对这个问题,多数与会人员表示赞成,但也有一些人不赞成,认为红军改编后就是“国军”,只应在规定的防区内作战。大家都知道,新四军在皖南一直就是驻防性质,驻守在划定的防区之内,没有建立根据地。这也是后来酿成皖南事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萧劲光回忆说:主席在会上会下耐心做了很多说服解释工作,最后还在作战方针上有所妥协,即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之后,加了一句“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洛川会议虽然最终形成了决议,但并没有被一些干部完全接受,以至于主席后来多次致电前方将领,强调“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主席的思想极具前瞻性。
可以说,在破破烂烂的冯家村召开的洛川会议,决定了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方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三)感佩伟人的思想来自实践
在延安期间,有很多事让萧劲光记忆深刻,现说说其中的一件。
年,为了正确定位游击战,主席在酝酿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思考过程中,主席把萧劲光、罗瑞卿、刘亚楼、郭化若等人找去,专门交流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主席首先提出若干问题,如:为什么要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怎样指导和开展游击战争、防御中的进攻战、内线中的外线作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等等。让他们结合自己的战争实践和思考,各抒己见,发表看法。
讨论结束后,主席给每人出了一个题目,布置每人写一篇文章或体会。萧劲光领到的题目是“游击战争的指挥问题”。回去后,他结合自己所学知识和实践经验,写了一篇《游击战争指挥要领》,讲了三个问题:游击战争不应单纯、被动地防守,而应采取积极进攻的方略,集中力量消灭或削弱敌人;灵活运用兵力是转变敌我态势、变被动为主动的重要手段;作战或战斗的计划性。
文章虽然不够系统,但主席认为有很多合理的成分,特地让萧劲光在抗大就这个问题做专题讲座。后来,主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还吸收了萧劲光的一些观点和见解。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以下两点:
一方面,主席是以这种方式,引导将领去思考抗战中的军事战略和战术等问题,并在讨论交流中教育他们形成正确的观念。这种教育方式极有启发性,比任何课堂或书本的教学效果都要好。因此,直到晚年,萧劲光仍然认为主席的那些“谆谆教导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
另一方面,主席在思考重大问题时,非常注重听取群众及身边人的意见,从群众中吸取养分。主席雄才大略,他的思想来自哪里?笔者认为:主席智慧超群,但他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闭门写出来的;除了天赋以外,主要来自实践,一是他亲身经历的实践,二是群众及身边人的间接实践。在此基础上,再经过哲学思考,最终升华为思想。在江西苏区时,主席就开展过著名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后来由于环境和时间所限制,直接调查难以开展,就通过身边人开展间接调查。
在萧劲光的回忆中,主席时常和身边的人讨论和交流重大问题,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只是其中的一次。对这种工作方式,萧劲光深为感佩。
(加盟作者:桅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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