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14危机中的燕国,燕王哙的

望着他，燕易王露出了慈爱的笑容。

苏秦头皮发麻，双腿发颤，冷汗从他的每一个毛孔中渗出。

“吾命休矣！”

苏秦感受到身体的千钧之重。他已无力挪动半步，唯有低着头，等待燕易王突然翻脸，等待对自己死刑的判决。

但燕易王没有翻脸，这一天跟往常一样，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苏秦回到宅中，浑身虚脱，思绪万千，彻夜未眠。

“跑，赶快跑！要尽快离开燕国！”

这句话在他的脑海中不知道反复了多少遍。

“但是，能到哪里去呢？”

窗外照进了旭日的晨曦，苏秦打了一个激灵。

“是了，去东方，跑齐国去！”

这一年是公元前年。

苏秦私通易王母亲东窗事发，为燕易王所知。苏秦大惧，仓皇逃往齐国。他向燕易王承诺，他要去当间谍，要帮助燕国削弱齐国。

《史记》对此做了如下记载：

易王母，文侯夫人也，与苏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苏秦恐诛，乃说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齐则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为。”于是苏秦详为得罪于燕而亡走齐，齐宣王以为客卿。

燕易王没有诛杀苏秦。他没有觉得苏秦私通自己的母亲是对自己乃至王室的侮辱。他反倒“事之加厚”，如同向苏秦表达谢意一般。莫非他是在承认苏秦是自己的“继父”？

如果放在中原诸国，易王必然会雷霆大怒，就算车裂苏秦也难平愤恨之情。

但这是燕国，燕国有点不太一样。

燕国是什么样的国家？

燕国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是西周分封诸侯国当中资格最老，也是持续最长时间的诸侯之一。作为战国七雄，北方霸主，燕国却也是最缺乏存在感的强国，没有之一。

翻看《史记》的《燕召公世家》，记录零落阙如，甚至有点反常。就连从商代开始就已存在的蛮夷之国吴国都有传承谱系的完整记载，而周公室姬姓燕国竟缺失了最初七代国君的传承记录。燕国国君的很多传承甚至没有写是父传子还是兄传弟，很多国君的史事几乎为零。

《燕召公世家》对燕国的建立有如下记载：

召（shào）公奭（shì）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

其在成王时，召王为三公：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以东，周公主之。

可见开国君主燕召公的地位在周公室是与周公齐平的。从“周公”、“召公”这两个名字后来成为周国最高官职的名称来看，两个人在周朝的历史中都具有不可超越的地位。在国家管理上，上述记载说“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以东，周公主之”。这里的陕指的是陕县，现在是河南三门峡市的陕州区。也就是说，周武王伐商后的势力圈由召公统管，周公平定纣王之子武庚与管蔡霍三监之乱后，东拓的势力圈由周公管理。

当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召公表现出了不满，周公不得不费力去予以安抚。召公是被安抚住了，但管叔蔡叔却没有买账，跟着武庚造反了。虽说周公为后世标榜为最完美的圣人，但在当时却被很多人视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召公的燕国几百年默默无闻，到了战国竟然强大到位列七雄，而周室东迁时最为强大的鲁国，也就是周公的封国，在春秋时期就开始逐步衰败，到了战国竟被楚国所灭。

召公当时似乎也是与周公一样，万民敬仰。《史记》载：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

这就是《千字文》里“存以甘棠，去而益咏”的典故。深得民心的召公曾在棠树下办公，去世后人民怀念，棠树不敢伐，作诗“甘棠”，后世咏唱。

召公之后的记载就零星简略，如同被人删减了一般。两百多年的春秋时代，诸侯纷乱不止，燕国的重要露面也仅有一次，即齐桓公伐山戎一节。燕国遭山戎侵伐，向齐国求救。齐桓公兴兵救燕国，灭山戎。燕侯感激不尽，送齐桓公一直送到出燕境五十里。按周礼，诸侯相送不得出境，唯有天子能享受这个待遇。显然燕侯是以天子之礼待齐桓公了。但齐桓公不受，将燕侯相送经过的五十里地割让给燕国，以示守礼“尊王”。在这一节中，燕国也就是扮演了一个陪衬春秋首霸齐桓公的角色。

进入战国时期，燕国开始活跃起来，频频见诸于史书的记载。对比春秋初期和战国时期的地图，我们会发现燕国的版图是向东北延伸，主要是与山戎东胡发生冲突，而并没有怎么参与到中原诸侯们的你征我伐。燕国的编年史应是记载了燕国北伐的种种事件，但不知何故，这段史料已然消失了。燕国势力一直延伸到辽东，再回顾南面，战国群雄之局就已形成了。

春秋时期的地图

战国时期的地图

燕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底层庶民各民族融合的特点，让燕国有了与中原诸侯不太一样的文化。燕国的统治阶层虽是来自纯粹的姬姓周王室，但燕国的地理位置却是戎狄蛮夷乃至殷商遗民们共同生存的区域。在周人到来之前，殷商文化在这里已经流传了数百年，夷狄文化也已经流传了数百年。

《汉书·地理志》记载：

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

这是对燕国民风的描述。燕国太子丹喜欢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但这种做法却化为民俗，民间接待客人竟让妻子侍寝。太子丹养士与以妇侍宿的民俗有什么关系呢？只能一种可能的解释，那就是太子丹是让后宫美女去服侍自己养的勇士了。民俗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因此说太子丹的上述行为催生了“以妇侍宿”民俗，显然不足为信。更可能的是反过来，太子丹的行为正是燕国民俗的反映。随着分封制的解体，贵族阶层与底层的隔阂逐渐消融，各国的地方文化便开始浮出水面，渐渐形成了各国独具特色的文化。

所谓“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很多人认为是这是“闹洞房”的来源，颇有牵强附会之嫌。何谓男女无别？结合上文，绝不可能指的是“闹”，而应是男女之事。也许在后世礼教眼里，这完全是伤风败俗，但放在历史的长河里，都是合理自然的事情。几千年来，华夏大地包容了太多不同的民族和风俗文化了。对待历史，断不可用一种文化风俗的视角去批判另一种文化风俗，每一种文化的存在固然有其存在的道理的。在燕国人眼里，男女与饮食毫无差别，婚礼大摆宴席大吃大喝和“嫁取之夕，男女无别”，性质是一样的。

对待男女之事上，齐国的文化似乎与燕国的文化很有相似性，毕竟他们都是在殷商、东夷文化圈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关于这一点，前面关于齐国的那一篇有详细介绍，在此就不再复述。

在这样的文化下，燕易王对苏秦私通其母亲的事情无所谓，笑吟吟的，也就可以理解了。

没有谥号的燕王哙

公元前年，在位12年的燕易王薨，子燕王哙即位。燕王哙在战国历史上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很多人将他描述成愚不可及，昏君中的昏君；有人将他描述为理想主义者，想要复兴古制，但结论还是傻。燕王哙在位七年，本已强盛的燕国大乱，差点灭了国。

更奇特的是燕王哙没有谥号，这一向是亡国之君的待遇，因为亡国之君没有后继的君主和臣子给他上谥号。但燕王哙却不一样。他的继位者可是被视为燕国八百年历史中最英明的君主，燕昭王。

我们先看看什么是谥号。

通观中国历史，对君王皇帝的称号除了个别的例外，基本上有三种：谥号、庙号、年号。

我们先举几个例子，这些名称具体指的是什么。其实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谥号：齐桓公、汉武帝、汉献帝

庙号：唐太宗、宋太祖、宋徽宗

年号：崇祯、康熙、乾隆

例外：周武王、秦始皇

谥号是君王（也包括诸侯、高品级的大臣）死后，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评价的文字，一般由礼部主持，要有嗣位皇帝参与下赐予的。如果是亡国之君，由下一个朝代的帝王追赐，也表示一种正统继承性。但这是后来的事情，秦灭六国的时候就没有搞这一套，所以当时的亡国之君都基本没有谥号。比如燕王喜、齐王建。

庙号是君主死后在太庙中被供奉时的称呼，最初只有有限功劳巨大的君主才有资格被供奉而有庙号，但后来庙号也泛滥了，每个君主都可以得的到。按照庙号的规则，“祖有功而宗有德”，一般创始者都是祖，后世功高的君主是宗。在文字的选择上，创基立业曰“太”、功高者曰“高”、中兴者曰“中”等。

年号是用于纪年的，由汉武帝即位后首创，第一个年号为“建元”。一般出现“祥瑞”或大的事件都会更改年号，称为“改元”。早期一个皇帝在位期间会有很多个年号，但到了明清，一个皇帝一个年号，就此年号也就用来指称皇帝了。

皇帝的正式称号是庙号加谥号，比如唐太宗叫“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一般唐朝之前的皇帝都用谥号称呼，但到了唐朝谥号开始泛滥，始作俑者是武则天。

武则天打破了皇帝一、二、三字谥号的旧例，开创了皇帝生前叠加谀词即自己定谥的先例。后来接位的皇帝子孙都会给父祖上美谥，故谥号越来越长，完全失去了其作为“盖棺定论”的意义。比如明朝皇帝谥号十六字，清代谥号达二十二字。所以对皇帝的称呼从谥号变成了庙号。比如上面说的唐太宗就不会称其为“唐文武大圣大广孝帝”。

到了明清，年号就逐渐被用来指称皇帝了。

当然历史上也有例外。谥号制度据说最早是周公丹制定的（或者更晚），所以比他早的周武王不是谥号，是他生前起的称号。秦始皇则认为定谥号是“子议父、臣议君“，所以干脆把谥号制度给取消了，所以秦朝皇帝无谥号，也没有庙号。谥号制度是到汉朝初期才恢复的。

可以看到谥号是对一个君王非常重要的事情，毕竟是代表一生功过，要永留史册的。但燕王哙竟然这个谥号也没有得到，很是不寻常。

如果回过头来给燕王哙给什么谥号会比较合适呢？

“谥法”上所谓“乱而不损曰灵”，我觉得叫做燕灵王会比较合适。

“乱而不损”就是国家大乱但没有亡国，这正是燕王哙禅让大戏的写照。

燕王哙的禅让可能是一场改革

公元前年，当秦国军团开进巴蜀的时候，燕国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且影响深远的事件。那就是燕王哙将王位禅让给了国相子之。

对此，《资治通鉴》通过三个事件来叙述整个的禅让过程。我们结合原文梳理一下，看看到底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

第一个事件，苏代刺激燕王专任子之：

燕相子之与苏代婚，欲得燕权。苏代使于齐而还，燕王哙问曰：“齐王其霸乎？”对曰：“不能。”王曰：“何故？”对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专任子之。

燕国的国相子之与苏秦的弟弟，也就是游走于诸侯之间的纵横术士苏代勾结，试图夺取燕国政权。苏代出使齐国回来，去见燕王哙，燕王问：“齐王（齐宣王）有可能当霸主吗？”苏代说，不能，因为他对臣下不信任。于是燕王就将政权交给子之独断了。

前面讲过，齐国经威王、宣王从东方崛起，成为独霸一方的大国。从燕王哙的询问中，我们可以看到燕王对齐国的警惕，将其视为最大的威胁。同时也表明燕国有实力与齐国争霸。何为霸主，武力攻伐，挟天子以号令诸侯者！

很难相信齐王“不信其臣”这一句话就让燕王“专任子之”了，这很不合逻辑。此时唯一让燕王担忧的应该是齐国的威胁，是齐王要称霸的野心。当年燕易王初立，齐国趁燕国治丧，举兵来伐，夺取燕国十座城市。这样的记忆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退，所以燕王“专任子之”必然是与抗衡齐国有关。那么他是要让子之做什么呢？

我猜，燕王哙是要通过子之进行一场惊天动地的改革。

上几篇多次谈到战国时期的改革，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齐国威王的改革，却唯独不见燕国有过什么变法。

战国时期的变法，其本质大体上是从晋国开始的官僚制的普及。换句话说，就是打破原有封建分封体系，君主通过官僚直接统御全国。其核心就是限制分封贵族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将国家转变为一种新型的军事国家。这些追求变革的国家中，最典型和最彻底的应该就是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了。

这样的变法必然是会遭到贵族势力的极力抵抗。政治制度的改变之所以从晋国开始，正是因为晋献公诛杀诸公子，晋国遂无公室，君王任用外姓卿大夫管理国家，成为官僚制的前身。但也正因如此，晋国公室羸弱，后来就发生了“三家分晋”。与此相似的还有齐国，“田氏代齐”之前所有敌对势力就已经被田氏清除干净，贵族制衡力量非常薄弱，权力完全集中到了田氏齐王手里，政令推动起来可以做到雷厉风行。齐威王烹阿大夫就是一例，这一点在前面的文章中也有介绍。

反观秦国和楚国，贵族的反抗力量就大得多。支持变法的君主一死，曾经不可一世的商鞅、吴起就立即遭到了扑杀。作为最为老牌的周室姬姓诸侯国，分封贵族的势力必然是相当强大的。但如果不图改革，又很难与周边转型为新型军事国家的诸侯对抗，特别是面对虎视眈眈的齐国。这也许就是当年摆在燕王哙面前的最大课题。当然这只是个人猜测，因为没有史料留下来。

这里插上一句，不少人对于这场变法潮给天下格局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认识可能比较模糊。最直接也最明显的，应是军事方面的。在春秋时期，战争是贵族之间的游戏，君主一声令下，那些分封贵族就带着自己的小弟冲上去了。但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通过变法转变为中央集权的军事国家，君主直接向百姓收税、征兵，由此步兵也代替了贵族的战车，作为主要的兵种。君主可以调配的资源和兵力和之前就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了。所以一到战国，史书上对战争的描述，动不动就斩首几万，让人读得心惊胆战，这是在春秋时期的战争记载中不曾见到的。

在周边国家纷纷转型的新型的军事国家的时候，燕王哙决定专任子之，他是要推动改革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再结合后来燕国大乱，要不是来了一场休克疗法式的激烈改革，燕国国内怎会出现如此大的动荡？那就说不通了。

但燕王哙的改革似乎与其他国家不太一样。

他力推的改革又是什么样的呢？

燕王哙也许是墨家的信徒

《资治通鉴》记录的第二个事件就是有人劝燕王哙禅让：

鹿毛寿谓燕王曰：“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能让天下也。今王以国让子之，是王与尧同名也。”燕王因属国于子之，子之大重。

一个叫鹿毛寿的人跟劝燕王，让他将燕国让给子之，这样燕王就可以与尧帝齐名了。这句话甚是荒唐，放在明清不知要多少人头落地了。但燕王竟真的将燕国禅让给了子之。

《资治通鉴》又记录了第三件事件，让燕王不仅名义，实权也让给了子之：

或曰：“禹荐益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于益。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今言王属国于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绶，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

有人跟燕王说，当年大禹要将天下禅让给益，但用的官吏却都是追随启的人。后来启的人攻击益，从他手里夺取了天下。于是天下人都说大禹名义上是禅让，其实暗地里是想让他的儿子启自己去取这个王位。现在子之下面的官吏都是太子的人，真正当政者还是太子。燕王听罢，收回官吏们的官职，三百石俸禄以上的官吏都让子之自己任命。

这么重大的决定仅凭“有人”的一句话，让人颇感蹊跷。

燕王哙不仅将所有权力全部移交给了子之，还将旧臣全部打掉，给子之行政扫除了全部障碍。

上文中提到过子之与苏代成婚，表明子之的社会地位与游走于诸侯之间的游士差不多，绝非有采邑的贵族。也就是说，燕王哙托付政权的不是公室贵族，而是一个外人。显然这里指的太子也绝非太子一人，而是以太子为核心的公室贵族。燕王哙的改革就是打掉传统贵族势力，建立一个官僚组成的统治体系。但问题来了，他有必要走禅让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吗？

经过这三个事件后，《资治通鉴》写道：

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

就此，子之成为真正的燕王，大权在握，而燕王哙则退居二线，以臣事子之。《资治通鉴》对于他掌权之后做了什么只字未提，而是直接写到：“燕子之为王三年，国内大乱。”

日本的中国史专家平势隆郎认为，燕王哙的禅让是一种形式，其目的是让子之禅让给太子，用古代先贤的形式转移政权。但这样的解释颇为牵强。如果真是这样仅是形式，第三个事件就不会发生。

从《资治通鉴》的叙述来看，司马光是把燕王哙描述成了追求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幼稚而昏庸的君主了。字里行间中透露着对燕王哙又愚蠢又可笑的形象的嘲讽。

但我们翻看《韩非子》，却会看到完全相反的形象的燕王哙。

《韩非子·说疑》中说：

燕君子哙，邵公奭之后也，地方数千里，持戟数十万，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湮污池台榭，外不罼弋田猎，又亲操耒耨以修畎亩，子哙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忧世不甚于此矣。

燕王哙摈弃君王的享乐，亲事耕种，与民同苦同乐，连韩非子都说他比古之圣王明君都要勤劳忧民。这哪里是昏君，明明是一个贤君的形象。作为当时的封建君主，能够忧民如此绝对罕见。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墨家的理论。

大多数人对儒家耳熟能详，但对于墨家是比较陌生的。如果要提到能够代表墨家的几个关键词，对于墨家有所了解的人可能会提如下几个：“兼爱”、“苦行”、“敬鬼神”、“神秘的军事组织”。

其实墨家在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是一个相当流行的学派，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墨家是几乎可与儒家分庭抗礼的学派。

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翟，也就是墨子。他的形象就是一个苦行修道之人。他主张节用，又主张废乐，所以他教人要吃苦修行。要使后世的墨者，都要“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这不就是韩非子描述的燕王哙的形象吗？

按照墨家的理论，国家的职责就是“一同国之义”。即在一国之内，只能有一个是非标准，而这个标准只能由国家制定。这必然要求国家的体制是集权的，而且是极端集权的。我们可以从墨家的军事组织中看到这一点。墨者的首领称为钜子，对其他人有决定生死的权威。

将全部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国家的兴旺就将维系于一人之手。所以君王必须“贤”。由此，墨家提出了尧舜的禅让理论，以宣扬其“尚贤”思想。近代有些学者认为，尧舜的禅让理论本身就是墨家创造的。不管如何，墨家认为“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关于尧禅让舜，最早出现在《墨子·尚贤》：

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如果燕王哙是墨家的忠实信徒，他艰苦朴素的作风正好符合墨家的精神，他禅让子之也正是墨家提倡的“尚贤”行为，至于他“收印绶，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则是要在燕国形成墨家式的中央集权的必然操作。

在《淮南子-人间训》中，给燕王哙的评价也相当蹊跷。

燕子哙行仁而亡。

何谓行仁而亡？

墨家的国家理想是通过集权化的国家体制实现普天之下的“兼爱”。在墨家眼里，“兼爱”就是没有差别的爱，这就是仁，这与儒家的理论是不一样的。儒家的“仁”是“爱人”，叫做“爱爱之杀”，这种爱人是有等级亲疏差别的。他们是强烈反对“兼爱”的，因为大家都“兼爱”了，等级秩序就不存在了。

那么所谓行仁而亡，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燕王哙为了实现“兼爱”的理想，造成燕国大乱，最终被杀？

这个解释看起来倒是说得通！

燕国大乱，齐国乘虚而入

燕王哙禅让三年后，燕国大乱，足以见贵族势力的反弹有多强烈。墨家的“兼爱”、“平等”观念以及举措，对于贵族阶层来说是绝对无法容忍的。由此，改革短短三年，局面就彻底失控。

将军市被和太子平谋反，发起政变。此时期待渔翁之利的齐国向太子平发出信号，支持太子平夺回自己的“正当”权利。齐王派人对太子平说：

寡人之国虽小，唯太子所以令之。

于是以强大齐国为后盾，太子平“要党聚众，使市被攻子之”。但子之似乎充分发挥了墨家组织的军事能力，不但没有被攻破，反而策反了市被。这也许是变革派和贵族派之间势力对抗的分水岭，本来挟势要一举铲除变革派的贵族势力，因市被的倒戈，形成了拉锯。如此数月，死者数万，齐王看到时机成熟便乘虚而入，燕国竟已无兵可战了。

对此《资治通鉴》是这么记录的：

使市被攻子之，不克。市被反攻太子。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百姓恫恐。齐王令章子将五都之兵，因北地之众以伐燕。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齐人取子之，醢之，遂杀燕王哙。

齐国人攻入城门，抓到了子之，把他醢（hǎi）了。也就是剁成了肉酱。

最后一句是“遂杀燕王哙”。燕王哙既然已经下野，何必要追杀，又何必在史书上最后来上这一笔？我猜，虽说燕王哙将燕国禅让给了子之，幕后真正的BOSS还是燕王哙！

孟子对齐国攻燕的态度

《资治通鉴》中特别提到了孟子在齐国处置燕国的过程中给齐宣王的意见。令人惊讶的是，孟子对于齐国侵略燕国是持赞成意见的。

《孟子-梁惠王下》写道：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

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

齐国大臣沈同私下里问孟子，燕国是否可以讨伐，孟子说当然可以，燕王哙的禅让缺乏合法性，是无道。

大家都知道孟子对于墨家的批判是相当严苛的。

他曾经说过：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孟子认为燕王哙无权将国家当成自己的私产随意处置，王之权力来自天、来自民。对于尧禅让舜的典故，他说不是尧将天下让给舜，是天让舜成了天子。他说：

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

对于执行墨家改革的燕国，孟子痛恨不已，所以私下里热切希望齐国能够伐燕，推翻燕王哙及其一众。但当有人问，是不是他鼓动齐国去讨伐燕国的，他却矢口否认，说：

“沈同只是问我燕是否可伐，他并没有问我谁有资格去伐燕。燕当然可伐，但只有天子可伐。”

言下之意就是，我同意燕国有罪，但我没有说齐国是法官、警察，有权去执法呀。这完全是狡辩之词。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后世的杜撰，以维护孟子反对“侵伐”的和平代言人的形象。

当齐国攻占燕国之后，齐宣王开始犹豫不决。他特别想吞并燕国，但怕周边国家的异动，但如果撤出来，又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他又去问圣人孟子，想要从他那里得到侵吞燕国的合法性支持。

齐王对孟子说：“攻占与我们旗鼓相当的大国燕国，我仅用了五十天。这凡人哪能办得到，一定是天意呀。是天让我拿下燕地呀。如果我不拿，天会不会惩罚我呀！您说是不是？”

这正是孟子的理论，就是君权的来源是“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

孟子对于这一说辞未置可否，他抬出了君权的另一个来源“民”。

他说：

取之而燕民悦由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翻译过来就是一句，得民心者得天下。齐王对天的解释不对，天意是通过民心表现出来的，所以虽说君权的两个来源是“天”和“民”，但仔细推敲，“天”和“民”其实是同一的。孟子上面的那一段话也衍生出了一个成语，“水深火热”。孟子是要让齐王成为救燕国百姓于水深活人之中的仁义之君，但齐军进入燕国都城之后，却没有表现出任何仁义之师的样子。他们一进城就开始劫掠燕国的国家宝器，激起燕国民众巨大的愤恨。

齐国灭燕打破了整个战国的势力均衡，天下惊骇。齐国的这一举动无疑于是在树天下为敌。在各诸侯的蠢蠢欲动与燕境内的反抗此起彼伏之中，齐宣王没能敢吞并燕国，最终决定撤兵。到了下一代，齐湣王没有了自己父亲的那份谨慎，贸然吞并宋国，引来各大诸侯联合讨伐，最终国破身亡，这是后话。

孟子对这个事件的评价是：

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

他将所有问题归结为齐国对燕民没有施行仁政，似乎行了仁政，吞并燕国也是王道了。难道齐王行了仁政就不会动天下之兵了吗？

没过多久，这位郁郁失落的老人家就离开了齐国。他的“仁政梦”在齐国也碰了壁。也许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宿命吧。万一他的梦不小心就实现了，齐王是否会变成第二个燕王哙，齐国是否也会引来大乱呢？

历史不好假设。但在战国这样一个舞台，孟子的“仁政”也好，墨子的“兼爱”也好，都太过理想主义，结出来的果实并不一定都会好看。

新任燕昭王，他是谁？

齐国破燕二年后，燕昭王得以立。在这没有燕王的两年时间里，围绕着燕国的王位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见到任何记载。

《资治通鉴》上说：

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昭王。

这是采用了《史记-燕召公世家》的说法，但这个记录后来受到史学家们的质疑。作为燕国传统贵族的代表，如果真是太子平登基，他是否会“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呢？而且，如果是太子平，他何必还要等两年之后登基？他的背后靠山可是占领军齐国！

在这方面，《史记》的很多记录又出现了矛盾。《史记-六国年表》写“君哙及太子、相子之皆死”。在《赵世家》中又写公子职立为燕王。按这个说法，将军市被倒戈太子平的时候，太子平就被杀死了。

燕国的历史记录就是这样的缺失严重，连燕国最伟大的君主的名字都没弄明白。因为这样的缺失，甚至有人猜测燕易王就是燕王哙。按照《谥法》，“好更改旧曰易”。也就是说，燕易王的谥号表明他是施行变革的君主。但从燕易王留下的记录中，却看不到任何这方面的蛛丝马迹。另外，燕王哙即位四年后禅让子之，对燕王哙的描述是：“而哙老，不听政”。太子即位四年就老了？是让人感觉蹊跷。

如果按照上述的解释，燕王哙为什么没有上谥倒是解释得通了。燕易王在位十二年，有一天突然皈依了墨家，从此脱胎换骨，以燕王哙的身份重生了。当然，在没有考古支持的情况下，这只是个人的胡思乱想。但谁又知道未来新的考古发现不会让它变成史实呢？

新的考古发现确实推翻了《资治通鉴》的记录，确认了燕昭王就是公子职。

年在辽宁省北票县东官营子发现一件燕昭王时期的铜戈，如今藏于辽宁省博物馆。铜戈上写着铭文：“郾（燕）王职作御司马。”

公元年，洛川县严家庄的一位农家女子将自己挖出的一个断成两截的青铜剑丢到了猪圈棚上，被村里的孩子们捡去当玩具耍，正巧被考古专家看到。考古学家拿过去鉴定，发现那是燕昭王时期的物品。剑身上刻有“郾王职作武业著（鐯）剑”八个字。

年，一个叫韩如水的挖沙农民在临淄淄河沙滩中挖出一把铜剑，上有有铭文，经古文字学家孙敬明鉴定，该铭文为“郾王职作武某旅剑”八个字。

由此，燕昭王为公子职成为史学界的定论。

关于燕昭王的即位，《史记-赵世家》有着与《燕召公世家》不同的记录，现在看起来就是史实了：

（赵武灵）王召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使乐池送之。

燕国庶公子职因燕国内乱在韩国流亡多年，直到燕国君主虚位两年，才由赵武灵王接回，送到燕国立为燕昭王。

这个送立燕昭王的赵武灵王何许人也？在介绍燕国在燕昭王的带领下如何向齐国复仇之前，我们先看看带领赵国崛起，并使其成为足以抗衡秦国力量的赵武灵王的矛盾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