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陕甘革命斗争的历史抉择

摘要：20世纪30年代初的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陕甘革命斗争的历史抉择。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对开辟陕甘工农武装割据道路、以至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两点一存”，做出重大贡献，产生深远影响。是陕甘革命斗争继创建红色苏区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性创举，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斗争进程的历史性标志。因红军武装是根据地的重大标志，故可将红二十六军成立之日年12月24日，作为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日。

照金革命根据地，即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后，是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是陕甘革命斗争（西北革命斗争）继创建苏区后开创根据地的历史创举，对开辟陕甘工农武装割据道路，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进而成为“两点一存”的革命根据地，做出重大贡献，并凝聚铸就伟大革命精神——照金精神，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篇章。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是陕甘革命斗争的历史抉择，具有历史性的贡献，产生深远影响。那么，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是什么因素使中共陕西省委、陕甘游击队形成创建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一致意见的呢？厘清史实及脉络，有利于学习、铭记革命历史，传承、弘扬革命精神。

一、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进程

年7月中旬，刘志丹建立起共产党组织[1]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年9月西渡黄河到陕北的晋西游击队，10月上旬与陕北地方“保运”武装合并改称陕北游击支队，由阎红彦领导，10月20日来到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汇合。

10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南梁整顿部队，建立中共队委会，着手建立工农红军，并计划南移旬邑、淳化和甘肃合水，进而向关中方向发展。

中共中央年9月22日作出《由于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第二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向陕西等8省提出：“在某些武装斗争已经成熟的农民区域，集中力量发动农民斗争，一直到游击战争”。11月20日又指示中共陕西省委，要加紧农民运动，使之逐步发展到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轨道。进一步明确了中共中央关于陕西省委革命斗[2]争的路线、方针与主要任务。中共陕西省委贯彻中共中央决议与指示，于年12月5日作出《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中心工作的决议》，明确各级党组织的任务是，集中力量领导农民斗争、积[2]极准备开发游击战争。年12月中旬，省委特派员整顿部队，于年1月初整合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年1月20日，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向渭北游击，同农民斗争相结合。并派军委书记李杰夫主持改编西北反帝同盟军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以甘肃西部正宁县南原的寺村原为中心开辟苏[3]区。陕甘游击队将群众自编的民团改为赤卫队，赤卫队以村为分队，约七八个村为大队，各乡联合成立总部队，3月24日成立赤卫军及正宁县农民赤卫军总指挥部，正宁红色区域成立72村革命委员会，4月上旬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及下辖的土地、肃反、财政、粮食等委员会。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游击队革命斗争立即发起“围剿”，陕甘游击队被迫于4月12日撤离陇东南原而南进渭北和西进。因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原为中心的苏区政权失去依托而基本解体。从酝酿、诞生到解体，寺村原为中心的苏区政权只存在了20多天时间，但“红色的种子已撒播在群众之中”，之后群众工作转入地下，多村“农会便迅速恢复起来，还建立了乡级苏维埃政权”。

中共中央年4月20日作出的《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向中共陕西省委提出“创立新的红军的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决定按照红军编制法[4]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中共临时中央进而在6月26日《关于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中强调了上述任务与要求：“创造巩固与发展陕甘边新的苏区”，“在边区首先应当发动广大劳苦群众百倍地开展和深入群众斗争”，“武装广大劳苦群众，组织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广大地建立与发展雇农工会、贫农团的组织”，“最大限度的实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一切法令”；红二十六军应“锻炼成为强有力的[5]红军，巩固与发展陕甘边苏区”。中共中央8月1日又发出“指示信”，重申中央关于“巩固陕甘边根据地，创建新苏区”的“基本任务”，要求“陕西党必须十倍、百倍地加紧这一工作”，“实现真正的工农政权——苏维埃政权”，“立刻成立红军一团”，“成立赤卫队、政治保卫队等以武装当地农民”，“红军必须开始有计划的[6]游击运动”。

中共陕西省委贯彻中共中央4月20日《决议》精神，于年6月1日通过了《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议——接受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省委《决议》指出：“创造新苏区与开展游击战争运动”，“是陕西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决定在陕甘边地区组建农民游击队，开展游击运动、进行土地革命，组织游击战争中精锐力量编成红军一个团；“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边特委，并责成游击队队委在旬邑党部用最大限度的力量去建立这一工作。在红军的根据地与游击区域中，应当最大限度的发展党的组织，吸收[7]雇农、贫农、及良好的中农入党”。接到中共中央八月一日指示信后，陕西省委八月二十五日全体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的决议》，更为坚决、积极地贯彻中共中央指示要求。进一步明确指出陕甘游击队“立刻编成红军一团”、在最近期间“实现编制一师的任务（番号即用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一师第一团）”，二十六军“必须坚决执行省委的军事计划，以实现创造新苏区的任务”。《决议》规定了建立新苏区的原则与任务：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组织要“动员群众起来去参加分配土地的运动”；“建立和巩固革命委员会的临时革命政权”；“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是执行以上任务最主要的中心”；“立刻成立陕甘边特委，旬邑、淳化地方党部由边特去领导”；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赤卫军、游击队、少年先锋队等武装组织。中共陕西省委八月二十五日全体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战略目标与具体方针。这体现在年9月17日的《边区军事计划》中。主要任务，肃清边区周围的白军和民团武装；肃清豪绅地主富农一切反革命活动；立即测验军事险要并建筑防御工程，搜集旧式大炮、火器配备。同时要求立刻组织照金一带的农民游击队，成立一大队，由三原地方党部和边特负责，军事任务是袭击和扰乱从马栏、淳化、彬州来的敌军，肃清边区敌人一切的武装力量。《边区军事计划》形成后，省委选择一批干部充实加强陕甘游击队力量，并决定省委常委杜衡担任即将成[9]立的红二十六军政委。

陕甘游击队年11月奉命南向陕甘边，在照金地区集结，实施省委《边区军事计划》任务。基于以往游击区工作基础，红军很快形成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局面。在省委派任的杜衡（后来叛变革命）12月18日来到部队、22日在照金地区写给省委的报告中，可见红军已将这里作为“根据地”的计划：“我和几个同志谈话，即以此地作根据地。”杜衡报告谈到“这个根据地具备了几个主要条件”：照金地区“是三水、淳化、耀县、三原、宜君的中心，接连陕甘边，尤其是接近了开展的渭北群众斗争，与渭北新苏区的创造是起到了最密切的联系配合，红二十六军在这里更能飞速的推动渭北新苏区的创造”。还讲了土地集中、群众动员、粮食给养、军事地形等条件。杜衡在谈自己“功劳”与“高见”时恰恰谈了红二十六军开辟照金革命根据地斗争成绩：“根据了这些条件，我决定二十六军再不向北移动，即以这一带作根据地，创造陕甘边新苏[10]区，与渭北新苏区联结起来，打成一片。”省委年1月4日复信批准红二十六军报告请示事项，并指出：“需要用大的力量扩大巩固红二十[11]六军，开展边区广泛的群众运动。”3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指示红二十六军：“为了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红二十六军必须要更加紧创造以照金一带为中心的新苏区与红二十六军向外发展的根据[12]地。”以上史料分析可见，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至少年12月中旬已经创建，省委逐步、最晚也在年3月15日认可、批准明确了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因红军武装是根据地的重大标志，故可将红二十六军成立之日——年12月24日作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日。

二、中共陕西省委、陕甘游击队党委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意见的形成脉络

对于中共中央年9月22日《决议》和11月的指示精神，以及年4月20日《决议》、8月1日指示信精神，中共陕西省委积极贯彻，努力创建红二十六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但在当时，受“左”的思想严重影响的省委决策者，一直抱有在靠近省会西安的关中、特别是渭北创建苏区的想法。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年12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开展渭北和关中西部农民武装斗争的指示》到年9月17日《陕西省委来件边区军事计划》等文件中。

《陕西省委关于陕甘边境游击队指示信》中指出：“游击战争区域和方向应以关中道的三水（今旬邑）、淳化、富平、三原、长武等为主要方向，因为这些地方党与群众是有相当的基础，尤其是在三原、富平一带，是农民斗争最高涨的区域。所以你们必须和这区域内的农民斗争配合起来。”强调“发动群众斗争，组织群众”“扩大苏维埃运动的影响”“加强附近白军中的士兵[13]工作”等。两个半月后，省委根据杜衡“考察游击队区域内的报告”，认为“游击队目前在政治上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为了使游击队真正执行红军的任务，很迅速的走到正确的国际路线上来”，作出《陕西省委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省委决议认为“目前一切事变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的大风暴必然要很迅速的降临到我们的眼前”，渭北一带农民斗争“正在蓬勃的发展”，士兵斗争“已经弥漫了各部队”，“工农劳苦群众”斗争“必然是要很迅速的开展起来”。省委决议指出“然而游击队对于这一客观形势，却犯了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在执行游击战争纲领上，就与省委所指出的完全不相同的另外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于是，“根据以上的客观形势估计与游击队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下的一切错误与弱点，省委特别指出游击队必须很迅速的执行以下的工作，在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实行彻底改造。”“以下的工作”中第一条就是“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毫不迟疑的向三原、富平、耀县以至西路去游击，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的区域。”还指示“开始执行建立新苏区的计划”，“建立当地的各种群众组织”，“积极建立军事根据地”[14]等工作任务。

省委坚决、积极地决策和领导、督促建立农民武装，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创建根据地，是正确的。但省委关于创建根据地的主张，严重地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对于革命力量和革命斗争形势，过高的估计或看待，过分主观、盲目乐观；坚持认为陕甘边的桥山深处地穷人稀，游击队供给无补，政治影响缺乏，根本不适合建立苏区或根据地。省委盲目冒进，单纯强调持续进攻，没有认识到军队的整休准备在军事斗争中的必须与重要；孤立地、理想化地认为革命武装力量应以西安等大中城市外围的三原、富平、耀县等渭北的关中地区为创建根据地的最适合区域，甚至幻想陕西革命会迅速成功。

那么，所谓“在政治上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偏离“正确的国际路线”的陕甘游击队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设想，最先是怎样的呢？是依托桥山，以桥山中段的正宁为中心，建立苏区，作为根据地，形成军事斗争的后方，进而向北向南向西发展。

显然陕甘游击队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设想，与陕西省委“左”的决策者在关中创建苏区或根据地的构想，远不一致。深受“左”倾思想影响的省委领导者，几乎左右了省委决策，强令陕甘游击队南下渭北、西路，希望能与渭北游击队配合，形成渭北及关中游击战争，并取得胜利，以在渭北创建、扩大苏区或根据地。省委从组成陕甘游击队时，预定方针就是“立即南移，向渭北地区运动，准备进入三原、富平地区”之后又一系列文件与指示急而又急的命令陕甘游击队南下。

陕甘游击队成立地——正宁县三嘉塬锦章村

陕甘游击队最早为南梁游击队。南梁游击队，由刘志丹与马锡五带领的陇东暂编十三师直辖十一旅党团员和进步力量，进入南梁地区，并收编了三股武装，于年7月中旬组成了一支独立武装——南梁游击队。10月20日，由晋西游击队改组的陕北游击队来到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汇合。10月30日省委派谢子长来到部队，成立了游击队党的委员会、对游击队进行临时编队，研究进行整编组建；为解决过冬军需救急，保持独立情况下接受陇东十三师“收编”，暂编该师直辖警备骑兵第二旅。12月中旬，省委荣子卿来部队，指责接受收编、低估困难、责令组建正式红军。于是，部队急于寻求出路。年1月8日，部队突围驻地新堡、胜利到达合水县柴桥村。1月中旬省委军委会书记李杰夫（高维翰，后叛变）偕旬邑县特支书记第伍伯昌（后叛变）来部队，也是责令迅速组建正式红军，并要求部队编成后从速开赴旬邑、三原、富平地区，开展渭北游击战争。2月初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几天后的2月12日，根据省委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陕甘游击队组成后，接连取得胜利，但始终谨慎向南运动。新年正月十五（2月20日）全歼耀县照金民团，21日转至香山，召开队党委会，讨论省委关于游击队南下耀县、三原、富平等的指示。基于10多天作战经历，会议认为敌军反映敏感、兵力强大、指挥系统调动迅速，军事形势很不利，确定红军行动的方针是寻找敌军的薄弱环节，目前宜在同官（今耀县）、宜君、中部（今黄陵）地区游击落脚，而不宜南下敌力量较强且调动便捷的关中。于是，2月24日后，消灭耀县瑶曲民团、焦坪敌连，经过几次战斗后退入桥山山脉中段的中部县的上畛子，3月中旬西越桥山到达正宁县柴桥子。攻打山河镇失利，移驻寺村原，转入群众工作，创建苏区。

创建苏区的群众斗争，在72村迅速掀起。3月22日成立正宁县革命委员会——苏维埃政府，革命斗争如火如荼。但军事斗争不利，4月中旬攻打敌驻军把守、防备严格的正宁县，失利不克。

在省委接连催促南下的情况下，也由于4月20日得到旬邑县城敌守军薄弱的消息，部队当日撤离南下，4月21日清早攻打旬邑县城获胜，这是第一个攻克的县城。但顾此失彼，由于红军的撤离，初创的寺村原苏区失去军事力量支持搁浅。

南下的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在旬邑、永寿取得几次胜利；第五纵队进入关中及北原的川原交汇地带，帮助成立武字区游击队，5月初遭敌重兵“围剿”，被迫北撤至旬邑清水原集结。西路南下失利，陕甘游击队又得令转战东路南下，5月15日马栏首战告捷，17日三战告捷（宜君凤凰山、焦坪镇、五里镇），5月22日白水尧禾镇歼灭民团。再而北返，在中部县（今黄陵县）隆坊镇全歼民团，27日转富县，5月31日富县奔袭英旺。5月15日到5月31日转战七县，历经九战，八次胜利。6月初再次南下，8日袭占集义，进入韩城，在上庄与中共韩城特支会合，陕甘游击队与中共韩城特支召开联席会议。省委支持决定开辟韩城根据地，创建韩城县赤卫队、依托香山禹山开展游击战争，以期恢复创建陕东苏区。奉命疲于由西南下、由东南下转战的陕甘游击队，难以休整，也没有机会实现创建军事后方的设想。

陕甘游击队韩城败退北返，翻越子午岭撤向陇东桥山途中，产生分歧、激烈争论，经宁县麻子掌、梁掌堡两次会议统一意见，将原有在正宁创建陕甘边苏区的设想形成了计划。

但没想到的是，省委年7月23日派李艮到队任职，仅三个星期把元气稍有恢复的陕甘游击队搞得七零八落、取消寺村原各村组织，既定在正宁创建苏区计划化为泡影。

面对陕甘游击队艰难转战的挫折失败、正宁苏区两次散失，加之渭北苏区戛然失陷等接踵而至的血的教训，“左”倾的陕西省委领导者从幻想中惊醒，由“左”倾盲动而趋于客观理性。对陕甘游击队来讲，艰难转战遭遇失利，从反向说明依托桥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思路才是正确的。

但正宁创建红色苏区两次失败、以至革命基础丧失，使得部队党委不得不再次审视、并不得不调整创建根据地的计划。

应该说，陕西省委与陕甘游击队党委，血的教训不同程度地认识到，取得诸多胜利说明游击战争是红军的军事斗争方向抉择，但立足适当地区得以发展，是建立革命根据地、造成群众的游击战争的前提。没有适当地区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则难能充分联系和依靠群众；难能联系和依靠群众的游击战争，则不可能是能够坚持和发展、并取得全面胜利的游击战争。

那么，根据地中心应该定在哪里？按照中共中央创建陕甘边苏区的决策指示，基于陕甘游击队军事斗争挫折失败、正宁与渭北苏区惨失状况，基于红军游击战争在照金及周边地区取得多次胜利的基础，基于照金地区与渭北关中相临、处在桥山南段秦陇古道相对富足通达区域的地理优势，基于渭北、南梁游击区的可依托支持等因素，基于陕北党的基础与革命斗争声势等因素，陕西省委听取陕甘游击队汇报、调整构想计划，抉择在以照金为中心的旬邑、耀县、淳化、永寿、宜君、同官（今铜川市印台区）、正宁等相邻区域建立苏区，进而与渭北苏区相连、形成更大区域的苏区，最终决策开创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即照金革命根据地。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根据地。

三、陕西省委在关中东部创建苏区计划因陕甘游击队韩城失败落空，创建渭北根据地计划因渭北苏区惨遭洗劫失败

陕甘游击队于年2月21日在耀县照金香山寺召开的党委会议，做出了选择敌兵力薄弱地方发展的决策。此前，陕甘游击队根据省委指示要求南向渭北运动虽然获得多次胜利，但越来越感受到军事形势严峻，逐渐对省委南下的决策指示产生疑虑，向南作战决策与战斗愈加谨慎。陕甘游击队根据会议决策意见北移。在正宁县寺村原一带积极开展群众工作，3月22日成立苏维埃政府——正宁县革命委员会，并立即成立各村革命委员会，努力创立红色苏区。以寺村原为中心的七十二村群众斗争迅速掀起，贫农团、赤卫军、少先队等群众团体相继建立。

省委坚持在渭北、西路建立根据地的预定方针。鉴于陕甘游击队没有按照省委预定方针继续南下，省委接连发出文件、指示，省委书记杜衡甚至等不及陕甘游击队贯彻便亲自下到游击队视察、批评和督促。杜衡为了强令游击队南下渭北与西路地区，4月上旬在马家堡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三、五两支队。4月20日得知旬邑城敌军防守疏忽的消息即令行动，4月21日奇袭旬邑县城成功。部队匆忙南下，开始转战渭北，而正宁红色苏区却因陕甘游击队离开失去军事依靠而解体。

陕甘游击队西路南下的具体情况是：第三支队南下首战告捷，又于4月24日歼灭永寿县监军镇民团，4月30日诱歼永寿县常宁镇民团；第五支队4月22日进入三原武字区，25日帮助成立武字区游击队，陕甘游击队五支队与武字区游击队分别扩大到人。第三支队指向西路，为陕甘纽带，西兰公路贯通，是要冲区域；第五支队指向渭北，属关中腹地，为西安门户。如此重要的渭北与西路，敌军本来就有驻守，更不可能坐视失守，5月初即调兵“围剿”红军。省委被迫指示陕甘游击队北撤，至旬邑清水原集结。北撤集结旬邑，是省委决策者不得不作出的决策。

在旬邑清水原短暂集结的陕甘游击队，遵照省委南下关中创建苏区的指示要求，在西路南下艰难的情况下，又取东路南下。首先出击敌军力量薄弱的富县、洛川和中部（黄陵）、宜君等地区。5月15日，夜袭马栏告捷；5月17日，连歼宜君凤凰山守敌两个连、焦坪镇与五里镇两个民团等，一日三捷。开展打土豪、分粮食、扩红、筹款，部队5天扩大到余人，装备也得到充实改善。5月22日东去歼白水尧科民团、北归全歼宜君民团，5月23日袭歼中部（今黄陵）隆坊镇民团，驻集休整做群众工作。敌八十六师十一团与十七路军特务团追击，5月25日至中部（今黄陵），5月27日被围，游击队东涉洛河、突围脱险，辎重损失、人员散失余人。5月30日西进宜君英旺镇，此日全歼敌八十六师一个营。自5月15日夜袭马栏、至5月31日英旺获捷，半个月转战7县、挺进公里，历经九战八胜，歼敌四连、一营及大量民团，俘获人枪各余。

陕甘游击队乘胜向宜川、韩城进攻，6月3日临镇战斗失利，6月8日歼集义民团一部、进入韩城县境。队党委与中共韩城特支联席会议做出开辟韩城根据地的决定，选择西原、南原为中心区域，依托香山、禹山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韩城县赤卫队，成立韩城县分粮委员会，革命形势骤然高涨。如果占据韩城，就占据了陕西东向通道，或者说打开了挺进大关中的东路“缺口”。这是敌军保证东向畅通的重要道路，也是敌对红军必须封闭的“缺口”。敌以精锐力量向陕甘游击队进攻，游击队匆忙布阵禹山，赤卫队弱不抵敌，红军力量英勇实施反突击，但寡不敌众、终难取胜，损失过半的红军全线撤退。

退向何处？退向桥山意见居多数，但出现了两种意见：居多数的退向桥山意见，是以正宁为中心、相机向南（旬邑、辉县）向北（庆阳、合水）两翼发展，依托桥山，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另一种是转战三原一带，坚持渭北根据地。

当时渭北根据地处在新的酝酿发展状况，因此后

者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撤退的陕甘游击队于6月下旬在梁掌堡召开党委会议，会议讨论确定以居多数的前者意见为决策。并决策整编，陕甘游击队编为一二两个大队、一个骑兵队。

梁掌堡会议为什么如此决策？因为陕甘游击队作战渭北和西路艰难北返、东路攻打临镇到韩城败退，战略上为攻势，但攻到了敌军之强点，教训沉痛；奔袭马栏到英旺获捷，是由于战略上选守势，甩掉敌人重兵击其弱处。这“攻打”与“奇袭”的迥异两果，使陕甘游击队党委理性辩证思考，抉择形成游击战争为革命斗争发展方向的思路。而选择地处桥山的陕甘边为根据地创建地，正是由于这里远离大中城市，是敌军力量相对薄弱地区。桥山山地广大，地形地貌复杂，回旋余地大，易守利攻。

陕甘游击队东路失败，特别是韩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失败，使得陕西省委继渭华起义在关中东部重建苏区以至根据地的构想落空。而陕甘游击队形成游击战争为革命斗争发展方向的思路，却是极其宝贵的。

陕甘游击队党委的正确思路的形成，并没有使受王明“左”倾路线严重影响的陕西省委部分领导者改变长期坚持的在关中腹地的渭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构想。因此在强令陕甘游击队西路、东路南下转战的同时，也在积极甚至是狂热地恢复建立渭北党的组织、农民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强令以至督促渭北党组织抓紧创建原（三原）富（富平）耀（耀县）新苏区。

“左”倾的陕西省委部分领导者，无视渭北革命斗争曾发生的严重挫折失败，无视反动政府对渭北的注视与武装驻守，过高看待党的基础与武装能力，过于主观乐观看待游击战争形势，甚至听到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的消息时就认为来之必战、战之必胜、全陕革命高潮必然到来，在渭北建立根据地的构想几乎充斥头脑。中共三原县委员会年7月成立，稍后成立中共渭北特派委员会、渭北革命委员会。10月10日在武字区南原进行分配土地工作，28日总结推广。省委全然不知面临的严重敌情，强令渭北特委、革委于11月6、7、8日举行纪念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11月9日即遭敌疯狂进攻，连续三天遭洗劫六次。造成的惨重后果是：党组织被摧毁；赤卫队全部散失；护卫纪念活动的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被冲散，部分人员北散旬邑打游击；苏维埃与群众团体瓦解，革命群众逃离。渭北游击战争再次惨遭失败，唯渭北游击大队第一支队稍前转至外线，后来加入陕甘游击队。

陕甘游击队先后西路南下、东路南下，艰难转战，最终北去游击，苦战秋冬。11月初渭北党的基础惨遭洗劫、游击战争惨遭失败的血的史实，让“左”倾的陕西省委部分领导者创建渭北根据地构想的彻底落空，幻想不复存在。

四、正宁苏区再次散失，使得陕甘游击队抉择具有独特人文地理因素、革命因素的照金地区为新的军事斗争后方

6月下旬的梁掌堡会议后，陕甘游击队转入创建依托桥山、正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阶段。“在行动方针上，确定以正宁为军事后方，有依托的逐次向两翼展开。”于是，组织开展农村工作，同时北进、南去。农村工作迅速恢复起五顷原、两顷原、坬坡原、龙嘴子、新庄子、南邑等村农会，建立乡级苏维埃政权。陕甘游击队第一大队和骑兵队北进庆阳游击，7月8日与谢子长发动的西华池起义队伍在宁县盘客原会合，7月11日在正宁湫头村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宣告起义军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第二大队南去旬邑、耀县活动，也于7月中旬返回正宁。游击队扩大为三支大队，队伍壮大，士气高涨。陕北特委和三原区委也派来一批党员和游击队员，游击队得到充实和提高。

陕甘游击队依托桥山建立陕甘边根据地的计划，当时省委有人责备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并由省委作出改造游击队领导班子的决定。年7月23日，省委调回李杰夫、派省委军委书记李艮到来。李艮不理一切，并将七十二村革命委员会取消，要求20天内建立政权、分了土地，自己到五顷原搞一个村庄的试点。部队于王郎坡、三嘉原、前马原连败三战，士气重挫。马栏军人大会直面、激愤批评李艮错误，李艮反而认为部队中“有反革命闹事”。省委严肃批评李艮错误，却强调改造游击队右倾机会主义领导。

军事斗争的严重失败、根据地创建的错误做法与村革委会组织散失，导致陕甘游击队正宁为中心、在桥山中段建立政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在责备、改造与孤立的试点中再次落空。新任总指挥谢子长迅速稳定游击队将士情绪，稍事休整，率部队顺桥山南走，向淳化、耀县进发，以避敌锋芒，寻求新的生存、壮大机遇。9月中旬，刘志丹、谢子长率领陕甘游击队驻扎在照金地区。为了摆脱敌人重兵“清剿”，队党委决定向西北转移，跳出了敌包围圈。过冬军需及冬训地区的选择困难紧逼而来，游击队党委必须解决克服生存艰难。10月中旬，游击队的骑兵队在耀县照金北的老爷岭隘口捕捉了兰州与官府勾结的巨贾，又突袭安塞真武洞商运大驿站，查获奸商物资，大大解决了陕甘游击队军需，并支持了省委与陕北特委急需，部队得以休整。

部队休整集聚生力，生力更体现在正确的思路与决策。陕甘游击队决定尽早寻求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军事形势等比较理想的军事后方，在有利于生存壮大的前提下切实执行省委指示要求。年12月初，陕甘游击队再次南下，进入桥山南部的淳化、耀县、旬邑等地区，抉择新的军事斗争后方中心，继续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照金及周边地区地理优势与历史文化、游击根据地基础，是照金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心的人文地理因素、革命因素。“照金山传言有光，雨后映人衣如金。”这是《耀州志》讲的“照金”一词来历，传为隋炀帝所赐。照金镇位于川谷，宋时为宁谷镇，取意长安久宁。地处桥山南端，高峰入云，峻岭巍峨，万壑交错，山环水绕，雄关虎踞，古道蜿蜒。相传，照金有66个山头、55道山梁、多条

沟壑，密洞随处可见。海拔千米的地势与梢林地貌使得这里雨水充沛，更有“不觉山在走，却见水在转”的密境。北邻宜君、同官（今铜川市王益区），西接旬邑、淳化，南向关中平原，联接八百里秦川与陇东、陕北，秦直道和秦陇古道经过，在经济、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因而是“进可取泾原，退可入北山”的重地，古人称之为“北山锁钥”（耀州区城南门外牌楼匾题）的“天险”。要冲古道使照金历来拥塞难闭、锁因钥开。而由于自然条件及交通要冲，使得经济社会文化与外往来交流相对较多，信息比较畅通。

桥山南端著名的文王山和武王山，是一山两峰之分称，因历史传说与记载的文王射猎、武王征战而得名。秦陇古道上至少有三个“老爷岭”，一个在照金高山槐，一个在照金南的庙湾，一个在甘肃省南梁。都因三个“老爷岭”建有关帝庙而得名，也可见古道重要与文化繁盛。

年10月，陕甘游击队在秦陇古道的耀县北老爷岭隘口，捕获与官府勾结的兰州巨贾，收获巨大，使陕甘游击队摆脱军需困扰。

传说中的佛教“观音菩萨”诞生地香山寺，始建于符秦（—年），兴盛于姚秦（—年），距今多年。隋唐佛事兴盛，宋至明清几经修葺扩建。至民国年间，楼宇、石洞、砖窑的综合建筑群，别致古朴；庙中和尚、尼姑上千；平日香火旺盛，庙会佛事隆盛，海内外香客频至。庙地多达数万亩，贮有大批粮食和物资。陕甘游击队曾在香山寺召开重要的“香山会议”。香山的粮食和物资，多次为部队提供了军需支持，红军伤员曾在香山寺养伤。

辛亥革命时期，耀县是响应武昌起义较早的县份之一。年，革命党人邹子良、关建常在这里建立西北革命策源地，在耀州北山即照金地区的陈家山和青树坪创办牧羊场、开展农副业活动，建立秘密活动点，创建“中国第一模范村”“第二模范村”，为革命筹措经费。又在照金周边的瑶曲（今属铜川市耀州区）、宜君马栏（今属旬邑县）开办铁矿，秘密制造炸弹。耀州城的恒兴祥商号，是秘密据点、通讯据点，也是牧羊场、农场的供应站。

照金红军洞

当年的“红军洞”，在照金党家山黑石崖。“林木掩映中，一孔巨大的石洞出现在面前”，洞中溪水缓缓流出，洞内四壁开阔，“岩洞深百米，宽约米，洞顶高约30米，空旷的大厅足有30亩，可容万人”。“一股泉水从三四十米高的岩缝中直泻下来”，“泉水落下后转洞壁一圈，[15]淌出洞外”。照金的自然地理与经济人文优势，是红军开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这里长期匪患严重，国民党陕西政府派赴耀县视察社情官员，也惊呼“地方不靖，伏莽滋多”，反动政府统治在这里受到碰撞，也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机缘。但当强敌与顽匪勾结成帮、同流合污时，当时的革命力量则难以战胜敌与匪结集的重兵“清剿”、里应外合。

照金所在的耀县，是党领导的渭北苏区的重要县份，党在照金及周边地区具有一定革命影响和革命基础。渭北地区，大革命时期农运比较活跃，耀县属于其中，是党较早建立组织、发动游击战争的地区。渭北地区三原党组织、渭北特委工作区域，不仅包括耀县，也包括与耀县相邻的富平、淳化、旬邑及甘肃正宁等地。中共耀县党小组年冬成立，“交农”斗争活跃。年4月成立的孙铭章领导的三原的武字区游击队，8月扩建为渭北游击队；年8月陈国玺、习仲勋领导的武字后区游击队，由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改编而来，就在富平、耀县、三原交界地区活动。年3月筹建，9月下旬成立的渭北革命委员会（亦称原富耀革命委员会）、10月成立的渭北特派委员会，耀县是其领导的重要区域。渭北游击战争失败后，耀县成为革命组织、革命骨干和革命队伍的转移地，渭北游击队退至照金，后来加入陕甘游击队。

照金街是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红军第一次到照金，就在照金街夜歼照金张彦宁反动民团。那是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十五，照金街大办社火，反动民团敲锣打鼓狂欢作乐，红军陕甘游击队如神兵天降，慌乱的团总团丁不知所措，投降缴械。游击队告诫团丁不要为匪作恶，释放了他们。群众对红军的到来，喜出望外，听到红军的宣传更受鼓舞，红军打民团、为百姓的消息不胫而走。后来，红军多次来到照金一带的杨柳坪、孙家山、北梁、韩家山、金盆、老爷岭、房上、芋园、大崖子、小崖子、黑田峪、秀房沟等，打土豪、分粮田、废租赋、救穷人，军纪严明，群众支持，发展党团员、建立党组织，组织群众建立发展武装力量，党的组织基础深入农村、根植群众。

当年称作“红军窝子”的阿姑社村，在耀县北去照金途中。阿姑社村，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有着多户、上千口人的大村。年，耀县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成立，在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的影响下，阿姑社村成为有名的“红军窝子”。

年7月21日，耀县起义的当天晚上，耀县党组织早期领导人张仲良从西安赶回，同曹雯、张邦英、杨声等交谈后，连忙赶到阿姑社，找到共产党员陈学鼎，商议成立了耀县游击队，六七十名游击队员大多是阿姑乡贫苦的庄稼小伙。阿姑社是耀县“红军窝子”村庄的代表村庄之一。当年的耀县，由于地处陕甘边和人口大县的原因，是参加红军人数比较多的县。

耀县照金芋园游击队年10月成立，陕甘游击队及时派出一批干部，充实、配合芋园游击队开展地方工作。芋园游击队影响迅速扩大，土匪民团闻之惊慌，柳林民团派出的探子，又被游击队处死。民团对芋园游击队恨之入骨，诬蔑芋园游击队是“红匪”，辱骂芋园村是“红匪的根子”。芋园游击队革命斗争，激发了群众斗志，照金地区年底至年初很快成立了4支游击队。游击队的壮大与武装斗争，是照金地区成为革命根据地中心的农民武装力量基础。他们的英雄事迹，迄今为人称颂。

五、陕西省委重振渭北游击战争、陕北党的组织基础与军事斗争，有力地支持了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与革命斗争

渭北游击战争对照金地区以至耀县、以及周边革命斗争和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发挥了有力的支援、配合作用。习仲勋在革命回忆录中谈到：“照金西南的三原武字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还建立过农民协会与赤卫队。大革命失败后，这里还保存着党的组织和农民的革命武装。陕甘工农游击队成立后，在这一带打游击，三原武字区出人出枪，经常给游击[16]队补充新战士，有力地支援了革命。”在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影响下，省委决定重振渭北游击战争，配合红二十六军，使渭北与陕甘边相连，创建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恢复、扩大、巩固渭北游击根据地。

陕西省委年12月派贾拓夫为渭北特派员，负责恢复整顿渭北党组织和游击队。几经调整，年3月底确定，将中共渭北特委改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刘映胜为书记（5月赵伯平继任），副书记赵伯平，李俊藻、习仲勋、姚万忠、王仲云为委员。同时重建武装力量，年12月，几次调整，渭北游击队由黄子文指挥，金天华任政治委员，形成两个中队。年1月扩大，下辖两个大队，明确了以三原武字区为中心，东向富平、西进淳化、北向耀县、南接泾阳的游击区域，形成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南线一翼，有力策应红二十六军活动。但三原、耀县交界的耀县小丘至耀县城，敌陕军第十七路军特务团和骑兵团驻扎，淳化与耀县交界的爷台山、凤凰山一带为敌空虚区域。因此，省委安排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兼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刘映胜，协助党员王泰吉所在骑兵团策划起义，以期渭北、照金地区和南梁地区联成一片。

陕军镇压了耀县起义后，集中力量“围剿”渭北苏区。为了增援在三原辘辘把失利的王泰吉义勇军，红四团主动出击，于7月20日在三原柴家窑（靠近富平淡村）全歼富平民团百余人。于是，敌陕军与反动民团加大兵力，联合“清剿”渭北苏区，逮捕杀害革命干部群众和游击队员多人，红色苏区惨遭劫难。革命斗争失败，革命政权丧失，红四团与渭北游击队于8月10日退辙到照金革命根据地。红四团、渭北游击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危机中转移照金，显示了革命根据地作为“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17]地”的重要性，也保卫了革命根据地，陕甘边特委“陈家坡会议”后更对红军主力的恢复重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陕北党的组织基础与军事斗争，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也发生了重要支持作用。党在陕北，具有遍布基层的组织基础和比较坚实的群众基础。陕北地区党组织建立在广大农村、扎根最广大人民群众中，党员由早期城镇的教育界知识分子为主，转向年后的知识分子党员走向农村、农民党员逐渐增加、两者融为一体，组成领导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先锋队伍。这使得党在陕北农村的基础逐渐壮大，党的群众工作日益扎实。“在这样的土地上，群众斗争一旦走向游击战争，必然是真正的人民战争”。陕北农村党的组织基础和农村武装斗争局势的秘密发展，是怀宁起义及红军第九支队创建红色苏区斗争的沃土。年冬至年3月，共青团员高朗亭最先由家乡延川县永平镇石窑村开始，进行武装斗争的宣传发动，先后建起了18个联络点和10个农会组织，具备了可靠的群众条件和组织基础，于年3月中旬，几次斗争获得武器，在延川区委领导下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4月18日拂晓攻取永平镇，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年10月，陕北特委将西北先锋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并转入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抗租赋，进行革命斗争。年4月下旬，陕北特委将第九支队改编为第一支队。第一支队任命强世卿为支队长，曾为陕甘游击队骑兵连连长、了解红二十六军的强世卿，随即率部于5月1日南下陕甘边，向红二十六军学习。红二十六军给予支持，派杨重远任一支队政委、马佩勋为副支队长，并派10余人充实一支队。与照金革命根据地斗争相伴的陕北游击队革命斗争，不断有力地打击敌人，革命武装在革命斗争中发展壮大，革命影响日益扩大。从怀宁起义到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是一个历史的跨度，它代表着从旧时期（秘密的组织准备时期）转向新时期（游击战争的全面发动时期）整个过程的历史特点，是前个时期的结晶，又是后一个时期的起步”。陕北特委“基本完成了发动游击战争的准备”。陕北军阀“井岳秀的‘家底’，是给一支队捅破了。”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军事斗争，不仅对陕北革命斗争有力推动，同时对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以至南梁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渭北、陕北与照金革命根据地斗争，显示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扎根革命群众的星火燎原趋势，显示了人民游击战争蓬勃发展的坚强生命力与深刻影响力，显示了革命武装紧密团结、有力支持、相互声援的广泛强大力量。

六、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西北革命斗争的历史抉择

综上所述，挫折与失败使陕西省委与陕甘游击队既定的创建根据地构想、计划落空，照金及周边地区地理地貌、历史文化、革命基础、特别是军事斗争形势与基础等因素，使得省委与陕甘游击队意见趋于一致，抉择照金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西省委重振渭北游击战争、陕北革命斗争发展，对创建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支持作用。

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军事斗争探索与中央陕西省委决策抉择的结果。陕甘游击队历经军事斗争血与火的洗礼，党的领导愈以坚强正确。军事斗争挫折失败与正宁苏区失陷，使陕甘游击队党委切实地做出撤出桥山中段的正宁、选择桥山南段的照金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西省委历经军事斗争挫折失败与创建苏区失陷，从“左”倾盲动趋于理性切实。面对军事斗争挫折失败、正宁和渭北苏区散失失陷的惨痛的事实教训，陕西省委根据陕甘游击队党委的意见，改变将渭北作为创建根据地基本区域的构想，决策创建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于是，陕西省委与陕甘游击队形成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比较一致的意见决策。其战略意义大体是：以照金地区作为游击战争的总后方，将桥山南段作为战略依托，进而向北向南发展，向北即甘肃正宁发展、向南即渭北发展，与甘肃正宁和陕西耀县三原富平连成一片，进而扩大发展根据地和游击区。

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是红二十六军和革命武装力量英勇奋战、流血牺牲创建的，也是红二十六军壮大发展和恢复再建、实现战略转移的大后方。其创建，使陕甘革命（西北革命）斗争从创建红色苏区过渡到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是开创陕甘革命（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创举，成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历史性标志。照金革命根据地斗争，是陕甘革命（西北革命）中共产党人开创红色苏区的教训总结与经验凝聚，是开辟陕甘（西北）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卓越实践，为陕甘革命（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提供了现实借鉴、探索了理论遵循；树起陕甘（西北）工农武装割据的鲜明旗帜，对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以至陕甘革命（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产生了先导与引领作用，对陕甘革命（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两点一存”做出重大贡献、产生深远作用；革命斗争中凝聚铸就的共产党人的伟大革命精神——照金精神，是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人文精神华章，是陕甘边革命斗争南梁精神的宝贵思想基础，也是延安精神等革命精神的重要思想源头，是弥足珍贵的革命精神财富。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革命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篇章！

我们考察研究照金革命根据地历史斗争，有利于厘清史实及脉络，铭记革命历史；有利于挖掘照金精神及其时代价值，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有利于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各级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新的伟大复兴主动切实地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校对/杨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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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德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