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市位居陕西中心，陕北黄土高原的南缘，东经°35′20"—°29′04"，北纬34°48′16″—35°35′16″。东和东南与渭南地区的白水县、蒲城县、富平县接壤，西和南与咸阳地区的旬邑县、淳化县、三原县毗连，北和西北与延安地区的洛川县、黄陵县相邻。东西最宽为80.97千米，南北最长为84.千米。区划总面积平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的1.9%。
铜川交通便利，是关中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通往人文初祖黄帝陵及革命圣地延安的必经之地，铜川新区距西安市区68公里、距西安咸阳国际机场72公里，西安至黄陵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咸铜、梅七两条支线铁路与陇海大动脉相连。年10月23日，被确定为“第三批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年，铜川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5亿元，比年增长5.0%。
当然铜川市历史至今名人众多，在近当代就有这样两位名人，他们值得铜川人铭记。其中一位是开国大校、一位是中顾委委员。
位：杨昆山
杨昆山，男，汉族，年出生，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人，开国大校。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文书，陕甘省委军事部抗日支队政治处主任，军组织干事兼宣传队长，教导队政治指导员。带领部队在陕东韩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参加了直罗镇、山城堡战斗和东征，为保卫和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年9月被授予装甲兵大校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年7月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因病医治无效，于年4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团政治处股长，八路军第师旅直属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带领部队参加剿匪作战，同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摩擦斗争，并组织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团政治委员。参加了榆林、沙家店、神木、晋中及解放太原、兰州、宁夏等战役战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野战军第13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宁夏军区独立第1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坦克第3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年任中国人民 装甲兵指挥所(坦克第3师）副政治委员。
回国后，任坦克第3师政治委员，年入政治学院学习。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委员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技术部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部副主任。年12月至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部主任。年12月至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年11月至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政治委员。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顾问。
第二位：张邦英
张邦英（.05~.06），男，陕西省铜川市耀县人。中国共产党 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民政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部长级待遇）。党的第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
张邦英同志，年5月出生于陕西省耀县一个农民家庭。年秋参加宣传、发动本县农民进行反旧政府苛捐杂税的革命斗争。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陕西省西安民立中学党支部书记、特支书记，在西安积极进行反帝、反军阀、反封建的学生运动。年夏，承担渭华起义前线转送党内秘密文件任务。
年中学毕业后，张邦英同志回到耀县，成立了耀县第—个党小组。年到杨虎城部队任中共营委书记，从事兵运工作。年秋建立了中共耀县县委，任县委书记，领导农民斗争。年参加了 的耀县王泰吉起义，成立了耀县革命委员会，建立了耀县 支革命武装——耀县游击队，任党代表。部队进入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时，被命名为陕甘边红军游击队耀县第三支队，仍任支队党代表，在刘志丹等同志领导下转战陕甘边南北。
年1月，任红二十六军三团二连政治指导员。同年7月，任中共陕甘边特委组织部部长，9月任中共陕甘边南区委员会书记、游击队总政委兼中、宜、富、洛游击队政委，开辟了革命根据地，扩大了红色政权。年7月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及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年初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壮大革命武装作出了重要贡献。同年春，调任关中红军政治部主任。后到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西安事变后，任中共陕甘省委组织部部长，积极开展党的抗日宣传、组织及统一战线工作。
年，张邦英同志以党中央代表身份前往神府根据地，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并在短时期内检查、帮助当地工作。后历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部长，陕甘宁边区 届参议会副议长、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常委、组织部副部长、社会部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副部长。年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延属地委书记兼三五九旅政委、延安卫戍区政委。年10月，到中央党校学习，被任命为党校一部副主任、四部主任，后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进行党的建设、团结培养党的领导干部、开展大生产运动、巩固陕甘宁边区、支援抗日前线的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邦英同志于年调晋绥边区，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参与了晋北战役等。年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绥德军分区代司令员兼政委，领导这一地区的对敌斗争及土改工作。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同年底调任中共陕南区委 书记兼陕南军区 政委、第十九军 政委，为解放西北、陕南和鄂西北一部分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张邦英同志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及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陕南区党委书记、陕南行署主任、省公安厅厅长，陕西省 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对建立陕西省委、省政府、省政协，进行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安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年底，张邦英同志调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三书记兼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为加强党的领导和民族团结、安定边疆、镇压反革命、进行社会改革及“三反”“五反”、恢复发展新疆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年5月张邦英同志平反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为拨乱反正，为恢复重建国务院系统行政事业干部、军队干部转业和民政事业组织机构、业务建设，为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社会服务、县级民主选举做了许多工作。他牢记毛主席关于殡葬改革的指示精神，组织制定《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积极地、有步骤地推行火葬；倡导殡葬新观念、新风尚，引导群众破除封建迷信和丧葬陋俗，自觉进行殡葬习俗改革，有效节约土地资源，保护人类生存空间；在殡葬管理、制度建设和设施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我国民政事业的发展费尽了心血，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热心残疾人社会福利事业，年作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发起人，在理事会上当选为名誉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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